王国猛

来到黄山市，听当地朋友说到一则民谚，颇觉有趣：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三四岁，往外一丢”。这轻描淡写的“一丢”，却“丢”出了天下闻名的三大商帮之一――徽商。其实，一个“丢”字，内蕴着无数的心酸和泪水，十几岁的少年，就要远离家乡独立谋生，在他的人生道路上，得经过多少屈辱与磨难！但凡有法子，谁又愿将孩子狠心往外“丢”呢？

黄山市古称徽州，位于安徽最南端，属于皖南山区，地少产薄，有人总结其地理特征云：“八山半水半分田，一分道路和庄园”。因为无法维系生计，当地很多人少年时便外出经商谋生，经年累月，渐渐形成一支商业大军，经商成为徽州人“第一等生业”，一度经商男性人口达到其总量的七成。其中当然有无数人蹉跎湮没，但也有一些人脱颖而出，他们在外打拼出徽商的名号，为徽州文化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。设若徽州土地肥沃，自给自足，恐怕就没那么多人被“往外一丢”，自然也就无徽商一说了。顾炎武称徽州：“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。徽人多商贾，盖势其然也”，诚然。苦难有时逼人走出绝境，某种意义上说，徽商是被难以为继的生存环境成就出来的。

徽商大致崛起于宋朝，鼎盛于明清。从早期的茶木竹漆、笔墨纸砚，到后期的盐粮典当，从地方特产贸易，到掌控国计民生物品，最后推动金融行业发展，徽商在商域开疆拓土，席卷全国，一度领衔各大商帮。功成之后，他们开始向往和尊重文化，好学勤读，资助士子，结交文人，甚至推动学派形成，营造人文之风。“贾而好儒”成为徽商的一大风气。如程白庵与著名文人归有光交往密切，归有光盛赞其有“士而商”“商而士”之精神。郑孔曼好与文人雅士结游宴聚，唱和应对，留下大量诗文作品。郑作嗜书成癖，好“挟束书，而弄舟”，生意做到哪，都不忘手执诗文一卷。吴养春则家筑藏书阁，终日诵读，数代文脉不断，俨然书香世家。江遂志外出贸易时，“虽舟车道路，恒一卷自随，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”，可见他不仅关心生意盈亏，更关注国家兴亡，其胸怀见识，早已远非普通商人可比。这些徽商自己固然热爱读书，景仰文化，还教育鼓励子孙勤奋读书，参加科考，希望他们“擢高第，登仕籍”，光大门楣。其对文化的敬畏热爱不唯止于自身，更要延及后人。一直以来，他们秉持“富而教不可缓也，徒积资财何益乎”的观念，“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”，强烈的文化意识，积极的重教行为，往往给铜臭气浓郁的商贾之家带来清香的书卷气。事实上，商业和学业常常相得益彰，富商巨贾之族时变为官宦儒士之第。

徽商好文，想来与徽州尊重文化教育的传统有关，整个徽州“十户之村，不废诵读”，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的影响之下，学风尤炽。所以徽州人从小就在心中埋下了文化的种子。外出经营，四海闯荡，来往打交道的少不了政府官员，文人雅士，没有文化不仅被人瞧不上，甚至连生意都做不大。而且书读多了，自然心胸也宽广了，眼界也开阔了，天下历史尽收眼底，生意再不是小买卖，而是大事业了。

当然，对官场的欣羡，对士林的向往，从来都是人们内心的自然表达，徽商也不例外，甚至更有切身体会，他们经历了商场拼搏，经历了人生风雨，由衷地感知读书的重要性和文化的持久力量。贾为厚利，儒为名高，在他们心中，经商盈利固为发家致富应有之义，而入仕为官方得为士族高第，学问博洽才是可堪依仗的资本。要不然，为何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之训，历千年而影响弥深？

如今的商人较之往昔尤多尤巨，其中亦有所谓儒商者，好与文士往来雅集，少不得风流倜傥，只是不再诗文唱和，文士稍逊风骚，而儒商略输文采。也有效法徽商那般培养子孙读书高考，进入仕途，振兴门庭，以图富贵双取。至于急公好义，资助寒士，回馈家乡，现代商人也不遑多让。只一点，贾而好儒，并未蔚然成风，比之当初之徽商逊色远甚。我很少见到有人像徽商那般，贸易之余，买卖间隙，还手执经书史册，阅读不辍，或者吟诵诗文，甘之如饴。对于文化的敬畏，对于文人的尊重，今之商人似乎也远不及徽商，所以总觉得缺乏一种蕴藉，缺少一种素养。张贾以获利他们多争先恐后，张儒以求名他们多不屑一顾，所以他们身上没有徽商的博大与宏阔，徽商的辉煌虽已成历史，但其贾而好儒的精神是值得好好继承和大力弘扬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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